浏河畔，金太仓，相传春秋时吴王在此地建仓屯粮，故而得名。元时太仓是“天下第一码头”，东南大港；明初太仓是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樊村泾元代遗址位于太仓老城区东部、致和塘南岸，于2016年1月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时发现。截至2017年9月，已发现房屋、道路、河道等各类遗迹350余处，出土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龙泉窑及景德镇窑瓷器、瓷片。初步推断，该遗址是一处具有官方背景的瓷器贸易集散地。

元代瓷器贸易集散地

太仓樊村泾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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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供图 / 浙江省博物馆

樊村泾遗址西区航拍图。古樊泾河把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文化堆积时代相同，或因功能布局而分居于河道两岸。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说明遗址具有一定的规划布局。东发掘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墙体厚重，且各自有分间迹象，推测为仓储基址。西发掘区房屋建筑基址密集，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又发现有多处灶台，推测为居住生活区域。

探秘：考古发现

2016年1月中旬，太仓市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开挖河道取土时发现大量瓷片堆积，经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实地踏查、勘探，初步判断此处存在一个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为主要遗物的大型遗址。据文献记载，此处原有古河道樊村泾，且该遗址分布樊村泾两岸，主要文化内涵时代为元代，因此命名为樊村泾元代遗址。

古樊泾河把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文化堆积时代相同，或因功能布局而分居于河道两岸。道路、水系完整，建筑基址分布有序，说明遗址具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其中东发掘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墙体厚重，且各自有分间迹象，推测为仓储基址。西发掘区房屋建筑基址密集，有一定的规划布局，又发现有多处灶台，推测为居住生活区域。

浙江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清点文物。此次发掘出土的瓷器，95%以上器物没有使用痕迹，且部分器物烧制时所使用的垫饼等窑具尚未分离，一方面证实了元代文献记载“窑火既歇，商争取售”的瓷器热销度，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本遗址出土瓷器在当时汇集于此的唯一目的：作为商品贩卖。

樊村泾遗址出土如此大规模的元代仓储和生活建筑基址，为研究元代建筑及古太仓城建规划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实物资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是遗址发现了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出土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精美龙泉窑青瓷器、瓷片，对补充元代龙泉窑青瓷标型器和建立元代龙泉窑青瓷标本库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填补了本地区元代海外贸易相关遗存的空白。

二是该遗址可能是“六国码头”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太仓港，不仅是朝廷海运漕粮的起点，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码头。当其时，“番汉杂处，闽广混居”“商船旅泊，货盈市集”，享有“六国码头”之誉。至正二年（1342年），元廷还在致和塘岸、武陵桥北设置了“庆元等处市舶分司”管理海外贸易。

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青瓷（图1）。

龙泉窑青瓷碗，明（图2）。

樊村泾元代遗址发现了元代中晚期的大型仓储基址，以及河道、驳岸等港汊遗迹，加之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表明这很有可能是一处文献失载的官方瓷器贸易集散地，是“六国码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为元代太仓港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实物证据。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的瓷器除浙江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以外，还涉及宋元时期南北各地诸多窑口，如河北磁州窑、曲阳定窑，浙江金华铁店窑，福建连江浦口窑、莆田庄边窑、福清东张窑、闽清义窑、南平茶洋窑、晋江磁灶窑等，这些瓷器具有较为明显的外销属性，大多可与韩国新安、辽宁绥中三道岗等沉船出水瓷器相印证，是元代太仓港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实物证据，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新的材料。

太仓在元代是一个港口城市，没有大规模的制瓷手工业，而此次发掘出土的瓷器，95%以上器物没有使用痕迹，且部分器物烧制时所使用的垫饼等窑具尚未分离，这一方面证实了元代文献记载“窑火既歇，商争取售”的瓷器热销度，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本遗址出土瓷器在当时汇集于此的唯一目的：作为商品销售。

解读：良仓良港

浏河畔，金太仓。太仓原名冈身，以东南沿海高于西部平原而得名。地质研究证明，太仓古代濒临黄海，后由于海岸线东移，才渐渐变成内陆。相传春秋时吴王曾于今太仓一带建仓，后遂改名太仓，又称东仓。另一说东仓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黄歇所建。

海运仓遗址位于太仓城厢镇南郊区，由两个长方形土台组成。据记载，海运仓始建于元代，扩建于明代，主要贮存从江南各地征集的粮食，再运至京都、辽东等地以备军需。元代时，太仓就已是水深口阔的天然良港，当时为满足北方粮食需求，创开海运。明代海运仓的规模达到“九百一十九间，时运粮七十万石”。如今，海运仓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史料提供了实证。

洪武五年（1372年），明代朝廷派遣杨载出使琉球（今日本冲绳），通知即位建元，并承认琉球王国中山王察度的国王地位，与琉球确定了宗藩关系。

元代之前，太仓还是个“居民鲜少”的“墟落”。自从元代开海运以来，这里便成为一个关乎全国经济命脉的重要海港。统治者开发漕运，加强南北经济交流，拓展海上对外贸易的治国兴邦之策，使太仓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漕运万艘、行商千舶、四方谓之“天下第一码头”的东南大港。明初，郑和下西洋也选择太仓作为出发地。

元代太仓港有两大港区，一是城区南部的南关，一是城东入海口的刘家港，都是“六国码头”的组成部分。水上交通不仅有河漕，还有海上交通线。国内航线有三条，都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启航达直沽（今天津）。海外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东海航线，可达今朝鲜、韩国、日本；二是南海航线，可达今东南亚各国，南亚与西亚各国，非洲北部及东岸沿海地区。

龙泉窑青瓷花瓶，南宋-元（图1）。龙泉窑青瓷青铜器形状的花瓶，明（图2）。考古发掘的15至16世纪的墓葬中，出现了不少这种款式的花瓶，可见在当时这种形状的受欢迎程度。青釉刻花牡丹纹瓶（图3）。

延祐二年（1315年，延祐为元仁宗年号）所立、高148厘米、宽70厘米、由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撰并书、现藏于太仓公园碑廊的《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记述了海宁禅寺的兴建、沿革过程，并有两处涉及元代太仓海运事迹的文字：“大德初，海水涨溢，东起崇明、西及真州。时朱左丞清以万户佩虎符于海上，遂请额于朝以压之，因仍其名赐焉”，表明海宁寺之名系因朱清祈求海运安宁而改；而“上都国师亦取道兹境，将附舶往阇婆国觅，时驻锡焉”，说的是因为当时的市舶司还设在上海，但主要码头是太仓刘家港，所以“上都国师”取道太仓、暂时驻锡海宁寺是为了在此搭商舶去阇婆国（今属印度尼西亚），可见太仓与东南亚的贸易路线在元初即已开通。

元代开辟海运是我国海运史上的大事，其在路线、管理等方面都与太仓有密切联系。由于太仓在海运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成熟，为明初郑和由此下西洋准备了条件。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太仓就已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航海家。

荷花纹“至元四年”碗底。这两件龙泉窑残碗内心印有“至元四年”（1388年）字样，是极具学术价值的龙泉窑纪年材料。

朱清（1236～1306年），字澄叔，崇明姚沙人。原系杨氏家奴，因不堪其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结伙贩私盐，后沦为海盗，并因此而熟悉南北海道诸岛门户。后受宋朝廷招安。宋亡后，降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运管军千户；至元十三年，受元朝丞相之命，将南宋库藏图籍运至大都。至元十六年，朱随都元帅张弘征战被升为武略将军。

张瑄（？～1302年），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少年时为无赖，后随朱清贩私盐和充海盗。至元十三年（1276年），伯颜令他和朱清海运南宋库藏图籍至大都（今北京）。至元十九年（1282年），与朱清开辟海道，运粮至大都。1285年任海道运粮千户，官至江南行省左丞。

由于朱清、张瑄开发海运，太仓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大港，富庶繁华，朱清由都漕运万户，累官至河南行省左丞。朱清、张瑄还置办大批海船，与东南亚诸国通商，使太仓成为盛极一时的“六国码头”。

拾贝：碧海丝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

樊村泾遗址。遗址发现了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出土数以吨计的元代中晚期精美龙泉窑青瓷器、瓷片，对补充元代龙泉窑青瓷标型器和建立元代龙泉窑青瓷标本库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填补了本地区元代海外贸易相关遗存的空白。

在无数还原海上丝路的努力中，一艘艘古代沉船带来的价值格外珍贵。这些或因天灾或遇人祸而沉睡于海底的历史见证者，给予了后世一段段天然而真实的历史。这些沉船成为千年海上丝路贸易最细致入微的见证。中国海岸线上的沉船遗迹北起渤海、南至三沙，至今发现的已有数百处之多，和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海上丝路有着更直接的贸易方式、更大额的贸易往来。

1989年11月，在太仓城内卖秧桥以南200米盐铁塘东岸筑驳岸挖土时，于约3.5米深处出土古代海船大舵一件。该舵连杆全长6.05米，舵叶部分残长4.05米，舵杆径约30厘米，上有两个长方形孔和四处铁箍。在舵周围同时出土有宋代、元代瓷器碎片，以此推断船舵很有可能为元代遗物。出土舵杆现收藏于太仓市博物馆。

龙泉窑历经南宋时期的崛起以后，在元代迎来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进入14世纪，龙泉窑的产品风格基本定型，以单一的青瓷为基调，变化不同的装饰方法，形成商品化的大宗生产模式。产量剧增，尤其是生活用瓷数量激增，烧造工艺更加复杂，大型器物多见。龙泉窑青瓷刻莲花纹盖坛，元（图1）。龙泉窑青瓷盘，元（图2）。青釉缠枝牡丹纹奁式炉（图3）。龙泉窑青瓷罐，宋（图4）。龙泉窑青瓷碗，宋（图5）。龙泉窑青瓷花盆，南宋-元（图6）。

1993年2月，在太仓城东半泾湾水利建设中，开挖老半泾河4米以下处出土古船一艘，出土船全长19.5米，宽4.6米，共有13个舱，船型为平底沙船。出土时船头及船尾部分残损，伴随出土有零星的宋元青瓷片和明代青花瓷片，专家实地考察和鉴定认为该船为元末明初漕运所用的平底沙船。同月，在古沉船出土点附近又出土古船棕绳一根，出土层次与古沉船相同。

2014年5月27日，疏浚拓宽太仓半泾河万丰段河道时，在主河道外侧发现了一条木质古船。古船实测残长17.4米、宽4.8米。船体平面略呈柳叶形，前端横剖面V形，后端横剖面U形，共11个隔舱、双桅，属江浙近海货船。依据船型，结合历史文献，推测古船废弃年代应不晚于元代。

龙泉窑青瓷舟形砚滴，元。

贸易的兴盛产生了市舶司——海关的前身。市舶司为宋元时期朝廷管理对外贸易的专门机构，负责外贸物品的核验、抽解诸事。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是市舶司的前身。

宋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海上贸易；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淞江县）等地设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建炎（1127～1130年）初，罢闽、浙市舶司，职归转运司。

樊村泾遗址库房。

元同宋制，世祖时，于广东置市舶提举司，武宗至大时（1308～1310年）罢。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广州、庆元三市舶提举司，掌发放船舶出海公检、公凭，检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辖口岸船只事宜。

至正二年（1342年），元廷在太仓致和塘岸、武陵桥北设“市舶分司”，强化了对太仓一地海外贸易的管理，同时起到了为庆元港分流的作用，促使太仓港的吞吐能力进一步提升。据《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所附城图，武陵桥北即今城厢小学一带。

由于太仓海运漕粮始发港的重要地位，元廷在太仓城内、外修建了两座供奉海神天妃的庙宇。每年春夏之际，还要派遣特使前往献祭，祈求海运顺利进行。

寻迹：龙泉瓷路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促进多民族的融合以及南北文化的交流。龙泉窑历经南宋时期的崛起以后，在元代迎来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进入14世纪，龙泉窑的产品风格基本定型，以单一的青瓷为基调，变化不同的装饰方法，形成商品化的大宗生产模式。产量剧增，尤其是生活用瓷数量激增，烧造工艺更加复杂，大型器物多见。

内销，自14世纪开始，龙泉青瓷的足迹遍布于全国的各个地区，这一方面与元代大一统的局势有关，另一方面是龙泉窑自身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经过辽宋金时期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北方的青瓷窑口一蹶不振，龙泉地区凭借优质的制瓷资源和不断创新的制瓷工艺，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瓷窑口。

外销是推动龙泉窑在14世纪以后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龙泉青瓷通过陆路和海陆两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东亚、东南亚、西亚、欧洲、非洲各地输出。

龙泉窑青瓷牡丹纹罐，元。

陆路方面，传统的丝绸之路仍然畅通，从大都向西经过宁夏、甘州、新疆等地，通往中亚、西亚各国，更远可抵达欧洲。海路方面，元代的海路运输更加发达。宋元时期，龙泉青瓷在东亚地区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宁波港（当时名庆元）是龙泉青瓷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始发地。大量龙泉青瓷的食用器、花器、宗教祭祀器以及酒器、茶器等成为输往日本的最主要陶瓷品种。

1976年打捞出水的新安沉船就是当时输往日本的海运船，其中共有14000多件中国各窑口的瓷器，而龙泉青瓷共有9000多件，占了60%多，充分说明了当时龙泉青瓷在输往日本瓷器中所占的分量。

在樊村泾遗址出土的龙泉窑青瓷均未发现明显使用痕迹，且有同类器聚集堆放、叠压垒摞现象。其器类、器型与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水的元代龙泉窑一致，表明其中有相当批量为外销商品瓷。与史书记载的“清、瑄因通海外番舶，凡高丽、琉球诸夷，往来市易”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江苏太仓浏河镇刘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由于太仓海运漕粮始发港的重要地位，元廷在太仓城内外修建了两座供奉海神天妃的庙宇。每年春夏之际，派遣特使前往献祭，祈求海运顺利进行，“通番事迹碑”记载了郑和七次下西洋获神庇佑事